对二十二年前的自己,董卿说:你现在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想
小编的话 “请一些最有影响力的人，读一些对他们有影响的文字。”一年前，董卿很想做这样一档文化节目。一年后，她以主持人和制作人的身份，携《朗读者》与全国观众见面。
掌声涌来，她却一刻没有放松和停歇。首播当晚跟团队开会至凌晨一点，第三天在机房盯剪辑待到四点，第四天午夜时分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，因为第四天起要连续八天进行节目第二批嘉宾的集中录制。
她说，为了这个节目，自己都熬出了白头发，“我有次拿着镊子对着镜子，回想这一年，真的是几番山穷水尽，又几番柳暗花明。”
（董卿近照）
壹 变成了“祥林嫂”
“这一年，我变成了一个‘祥林嫂’。作为主持人，我真的不爱讲，为节目我都做了些什么。但是做制作人不一样，你要在节目远远没有成型之前，就不断地去跟人讲，热情高涨地推销你的理念、你的诉求、你可能做成的样子，很多次讲到别人眼里放了光，也有一些时候连自己都会怀疑，讲得那么好，但什么时候能够做出来呢？”从频道提交方案，到台编委会讨论通过，可能只花了一周的时间，但接下来的路却走了漫漫近一年，“似乎就在眼前了，但又其实还很远，隔着万重山。”
“最初就是我、刘欣和他的一个制片主任。我们仨没有办公室，甚至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，就到处‘流浪’，在台里的咖啡馆开会、见人。”董卿告诉记者，慢慢地她攥集到台里各频道一些志同道合的人，一些人来了又走了，一些人留了下来。
为了节目噱头，他们还花很长时间讨论过“赛制”。是的，赛制，还在办公室用纸牌推演，如何淘汰如何晋级，因为很多人完全不相信一档“光朗读的节目”会有收视；为了拿下赞助，董卿被拉着去见了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潜在广告客户，滔滔不绝大半个下午，但很可能人家只是为了跟她合个影；为了呈现效果，她跟着一起找场地，对灯光，主动约访了大大小小的制作公司，别人甚至会问，“今天真的是董卿来跟我们开会吗？”
贰 文化节目不好做
是的，文化类节目很不好做，没有起伏、没有狗血，甚至《朗读者》连竞技的噱头和悬念都没有。于是，“我们花一年时间建了一个‘读库’，有几百个篇目，每一篇都是我们在办公室读过、筛过的，甚至有一些，叫我当场泪流。现在想起来，那些下午都挺美的。”于是，团队只能多做再多做功课。每个嘉宾镜头前6分钟的采访，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录制，一个小时之外是更多的前期采访和沟通。比如，她自己去人艺两次拜访，终于从《李尔王》的排演厅“借出”了濮存昕一晚上，来给首期节目打头炮；比如当晚华丽收官的翻译大家许渊冲，“邀约到老先生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，最初上门拜访许先生很高兴，而后节目一直没有推进，也就搁置了下来，导演再去敲门的时候，老先生就很不开心，觉得我们是一群有头无尾的年轻人。不过导演没有气馁，买了果篮带着诚意再登门道歉。”董卿强调说，“许渊冲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嘉宾，他让大家知道我们想做成一档怎样的节目。”
节目业已成功首播，激赏以及明星经纪人的电话纷至沓来，但董卿依旧觉得焦虑。一方面还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录制，你想要的人不一定都能来；另一方面，你想要的效果也不一定完全能呈现，“读本的选择是很艰难的，要跟嘉宾的性格、故事契合，又要尽可能兼具文学性和情感的饱满度，适合电视传播。”正像董卿自己所说的，作为制作人，她经常忽略了自己在台上好看不好看，而关心节目好看不好看。
叁 从来就享受压力
文化节目不好做，但董卿说自己很享受，人在压力下全情投入、释放的这个过程，“很过瘾”。或许，从她进入电视行业的那一刻，她就是这样一个要给自己不断加压，一次次挑战自我的人。
1996年从浙江到上海，两年后她终于等来了《相约星期六》，但她很快就告别了这个“爆款”。11个月后，跟着老领导和老团队，一起去了全新的上海卫视，原以为上星频道会天地广阔，却不料“没有人没有钱没有机制，跟我现在做《朗读者》有一点相似”，聊得兴起，董卿也不忘再“祥林嫂”一把。“于是我们承接了很多本地的晚会来做，也正是2000年悉尼连线上海的那一场卫星直播成就了我，拿到了第二年的全国金话筒奖。”如今讲来轻巧，但董卿当年的老领导告诉记者，在悉尼的时候，任凭当地华人企业家和社会团队如何盛情邀请，她每天就待在宾馆吃着盒饭，而理由甚至有几分可笑，“‘万一吃海鲜拉肚子怎么办，要上台，我必须保持最好的状态’，当时她这么坚持，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感动。”这个小故事董卿大概不记得了，但她记得当时全国没有人认识她，“叶惠贤老师后来告诉我，他去参加评奖，大家都在问‘这个女主持人是谁，哪里的’”。
这个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女主持人，很快就来到北京，或许她心里想要告诉世界，她是董卿。
当年，央视西部频道成立，橄榄枝递来，思量再三，董卿决定放弃上海的闲适优渥，提着箱子就到了北京。没想到，这箱子一提就是整整两年。《魅力12》这档节目非常辛苦，辗转祖国西部录制，又是董卿完全不熟悉的民歌领域，“最初，我真的分不清陕西民歌和山西民歌，也不知道内蒙古的花儿和宁夏的花儿有什么区别，”董卿说，在那两年里，她有过很多灰心丧气的时候，“你觉得你明明很努力，花了很多心血，却没有多少人看到、关注你的成果”，甚至有一些夜晚，她独自对着厚厚一摞稿子，“想撞墙”。但回头看，她说那是不知不觉的成长，“我很感谢那些压力、迷茫和无措，让我变成了现在的‘董卿’，一个想要知道稿子的每一个字背后故事的主持人。”
肆 成为更好的自己
这个想要知道稿子里每一个字背后故事的“董卿”，在西部频道整整两年摔打历练后，2004年进入了央视最人才济济的文艺频道，并且很快迎来了属于她的那一届“青歌赛”。能够完成任务，父母就该很为她骄傲也很满足了，但这个上海姑娘让父母和自己都更加惊喜，“我敢说，我用尽了我百分百的努力，完成了非常漂亮的原始积累。”讲这句话的时候，那些艰苦的闪着光的日子，仿佛就在眼前。
“青歌赛”历史悠久，以至于赛制非常完整完善，各个环节间主持人也就没有太多可发挥的空间，董卿之前，由于是直播节目，大多数节目主持人都视“青歌赛”为滑铁卢。尤其，也从来没有人要求董卿去改变或者突破，甚至没有人告诉她可以去做一些选手和嘉宾的采访。“我最初是因为惶恐不安，怕直播节目出问题，就对所有选手逐一耐心地做功课，比如去看他们唱的每一首歌的词曲作者，去翻找资料。但当时都不敢问，‘我能不能在这里跟选手聊两句’，只能见机行事。”于是，每天直播完开会，她会得到一点小肯定，然后慢慢变成大肯定，到20场直播进行完一半的时候，“我知道这事儿成了”。
而后，她很快在第二年站上了更大的舞台，第一次主持央视春晚。而后的故事，全国观众都非常熟悉了。
当我问董卿，会跟22年前的自己，12年前的自己说些什么，她稍稍沉思了一会儿，这样答我：“你现在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想。”她说，自己在乎的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，而是变成了一个更加有毅力、有耐力，也有勇气的人，“就好像在做《朗读者》的过程中，我每一次几乎绝望，每一次丢失掉了信心，却又在第二天早晨，把它轻轻捡拾起来。”
记者手记:为观众，想做得更好
《朗读者》首播当天，董卿一早就在工作群里问，今天去哪里看节目啊？从动议到筹备，从春天到又一个春天，首播对她和她的小伙伴们，“是个事儿”。后来她找了一间朋友闲置的大间房，带了两瓶红酒去，惴惴不安地，守着电视机等着李云迪的钢琴声响起，等着节目正式开播。董卿说，这甚至是她从业22年来从没有过的忐忑。
当晚九点半，第一期节目在胡德夫的歌声中温暖收官。董卿说，终于可以干了手中的那杯酒。但几乎不敢片刻松懈，团队立马就地开会，一直聊到凌晨一点半，激动地总结得失，尤其逐一列出遗憾和缺漏。
“你知道吗，我最近一次流泪就是《朗读者》首播那天晚上，十一点半的时候，我们开着会，我爸发来微信，很长很长。我能想象他跟我妈看完节目，戴着老花镜，用手写笔涂涂改改，花两个小时，艰难地写了这样一条微信给我。”回忆起当晚，董卿拿出父亲那条微信来跟我分享，董爸爸写道：“真是不简单、不容易、不寻常。你的大半年的呕心沥血，多多少少日日夜夜的殚精竭虑，终于结晶出耳目一新的精品力作。”这是父亲的爱和鼓励，但还有这个忠实观众的诚恳意见，“在好评声中也要倾听不足和缺撼。你妈讲的我也有同感，前头层层叠叠，容易失去不够耐心的观众，能否尽快开门见山，让观众及早知道朗读者究竟想讲什么……”董卿说，自己当时眼泪就簌簌下来了。
“这一年，忙成这样，对他们，对孩子都是有歉疚的，但看到他们扎扎实实的鼓励和肯定，你又会觉得自己真的做了一件特别对的事情，而且想要更努力，做得更好些。”言语里，有一个女儿对父母的抱歉和感激，更有一个电视主持人对观众和节目的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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